德国

基本战略

德国在1871年统一之后，“铁血宰相”俾斯麦（OttoEduardLeopoldvonBismarck-Sch-nhausen）拥有一套清晰的政治与外交观念，在欧洲他满足于维持五大列强构造，而在海外则拒绝采用德国国内那种急于“崛起”的殖民政策呼声。他也认识到巴尔干半岛潜藏的危机，并力图使得俄国和奥匈帝国都无法在那里获得绝对的权势。然而，在威廉二世登基、俾斯麦黯然离职之后，短短几年间柏林便从欧洲大陆的外交中心以及同盟网络的枢纽沦落到了自我孤立和自我“围困”之境地，威廉二世愈发力图强行毁坏这一其咎由自取的“包围圈”，结果却愈发被动，愈发孤立。

在海上，由于威廉二世试图挑战英国的海权，将其兴趣从欧洲大陆进而扩展到整个世界，这种“世界政策”以及海军至上主义的“新方针”，使得德国摒弃了俾斯麦的审慎政策。后任帝国宰相的外交大臣冯·比罗（BernhardHeinrichKarlMartinvonBülow）力图通过平民主义的反英情绪将所有爱国群众团结在他的周围，同时设法协同俄国反对“背信弃义的英格兰霸权”，并在海外获得新的领地来将德国提升到世界帝国的行列，以确保国内的稳定和体制的安泰。而1897年开始担任海军大臣的冯·提尔皮茨则力争创建一支拥有大约六十艘主力舰的驻扎于北海的舰队，将皇家海军处于其打击之下，而且为了避免其海军计划受到议会的“扰乱性影响”，他还使其舰队每二十年可以自动更新得以制度化，这也就是在1900年使得议会通过的第二次“舰队法（Flottengesetz）”。这个“舰队法”的理论根据便是提尔皮茨的“风险理论（Risiko-Gedanke）”，也就是说，“不让那些不用感到需要承担风险就可以攻击德国的舰队势力存在”。具体而言，就是如果保持英国海军实力的三分之二，那么一旦英德发生海上冲突，那就让英国感到，即便有能力打败德国，但是在战胜德国过程中遭受的损失，便将承担丧失足够的力量来维护其海权的风险，由此来抑制英国对于与德国争雄海上的决心。由于挑战了英国的海上霸权，当然随即引发了英国和德国之间炽烈的造舰竞争，比罗以及提尔皮茨可以说点燃了首次现代军备竞赛，也可谓引发了20世纪的第一场冷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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